700元买断一个妇女的人生。

来源 | 野马财经

徐州“八孩母亲小花梅事件”还在发酵。

2月10日，第四份调查结果公布，父亲“董老汉”以及双方的“介绍人”夫妇因涉嫌拐卖妇女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通报中解答诸多疑点的同时并未平息大众的质疑，是否涉嫌强奸、虐待？是否存在抛弃女婴？一系列问题待解，背后沉疴多年的拐卖妇女黑金产业链逐渐浮现。

图源：微博

野马财经发现，在裁判文书网上以“拐卖”为关键词搜索，共能得到3625篇文书，其中云南省作为被拐妇女流出地出现了476次，其次为山东省和河南省，分别为422次、415次。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民间对拐卖妇女的说法“只要云南在，不怕没后代”。而在司法实践中，买卖是否应同罪、跨国婚姻如何处置、多项罪行如何界定等依然是定罪的难点。

卖方：以打工、介绍婚姻为名，“缅甸红娘”成帮凶

从“父慈子孝”，董老汉被夸“伟大”到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足足经历了一个月的时间。丰县“八孩妈妈”事件也经历了几重反转。

4份通报经历了“不存在拐卖行为”，到女子是被董家“收留”，再到小花梅是被同村的桑某某将其带至江苏治病，到最终的水落石出，董老汉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某夫妇2人涉嫌拐卖妇女罪被强制拘留。

四份通报 图源微博

1998年至今，从同村女性将其骗走到董家“购买”，再到生下8个孩子，小花梅被囚禁24年。实际上，在全国这样的链条数不胜数。在裁判文书网上以“拐卖”为关键词搜索，共能得到3625篇文书。

来源：裁判文书网

拐卖方往往会以“去大城市打工”的名义或诱骗为女友，或“介绍婚姻”为由，将女性带走，拐骗至甘肃、四川、河南等地。据《我国拐卖妇女犯罪特点及治理策略》文献显示，大多数拐卖者为男性农民，年龄在31-50岁之间，文化程度主要在初中及以下，在与受害人的关系方面，陌生人占79.1%，父母、亲属、朋友或熟人占近五分之一。

这点在裁判文书中也有所体现，“文盲”“小学文化”“农民”等词汇多次出现。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发布的一份裁判文书显示，潘某发、庞某臣、莫某3人均为小学文化，曾参与4起拐卖妇女案，被拐卖女性均患有精神疾病，且一人被倒卖多次。

2018年7月，梁某以带看精神疾病的名义骗取被害人詹某父母的信任，将詹某带走，以6.5万元的价格卖给潘某发、庞某臣，后潘某发、庞某臣将詹某转手卖掉，至今下落不明。

2019年6月份，潘某发和苏某到卢某家中，以相亲名义将卢某（患有精神疾病）骗出家门。骗出家门后未选择自己出手，而是将卢某转交给余某，通过余某将卢某卖给李某彪为妻，余某以收取彩礼的名义获利11万元，余某给潘堂发转账8万元。

被拐卖的妇女也不只在国内，还有许多外籍女子。上述文献中对受害者进行统计，有38.3%为外籍，其中50.2%来自越南，随后是缅甸、朝鲜、老挝、柬埔寨和印度，占比分别为26.9%、21.1%、0.6%、0.2%和0.2%。

“越南新娘”出现的同时，还催生出了“缅甸红娘”。所谓“缅甸红娘”是指部分缅甸女性在被拐卖后，利用身份和语言优势将其他缅甸女子诱骗“嫁”至中国。

2015年缅甸人多某被吴某鑫以“到中国打工”的名义被带至湖南某地，当天便被转交给一名农户男子，被强行发生关系，第二天尝试逃跑无果，后定居下来。2017年，多某在云南省瑞丽市租了一处房屋，以供缅甸女性中转，到2018年多某伙同他人共拐卖9名缅甸女性。

图源：裁判文书网

“我是2018年9月份到中国瑞丽，我嫁给熊某的时候差三个月满16岁。最开始是多某的嬢嬢（指婶婶、姨姨、姑妈）到我家里，给我们两姐妹说中国很好找工作，后来我们到了中国才知道被骗了，过来是嫁人的。”其中一名缅甸女性表示。

她还表示，中间遭多某威胁，如果不嫁给中国人，就要赔付两份路费给她。两姐妹商量后，认为如果回去，“会给父母的生活增加困难，所以无奈之下就选择嫁人了。”

最终多某被判处无期徒刑。据《我国拐卖妇女犯罪特点及治理策略》统计，98. 1%的拐卖者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仅有0. 7%的拐卖者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人员中，平均获刑年限为5±2.7年。且在拐卖妇女案件被告人中，有近十分之一的人有犯罪前科，重犯率相对较高。

买方：女性成生育工具，法律意识淡薄

有需求才会有生意。

“八孩妈妈”事件中，董老汉在村里因为34岁还没结婚而遭到耻笑，将小花梅拐卖来后，让其不停为自己生孩子，而遭到曝光后，不少网红前往丰县董老汉家直播，有不少网民为其捐衣捐物又捐钱。

直播画面中，董老汉手里拿着网友捐赠的人民币，一脸笑容，还会主动将8个孩子聚集在一起，为孩子穿衣、喂饭，以方便大家直播聊天。

据《我国拐卖妇女犯罪特点及治理策略》文献显示，买方中，单身男性占绝大多数 ( 87. 8%) ，另有极少部分女性和夫妇买家。主要用于强迫婚姻 ( 包括成为收买者本人或其亲属的妻子，比例达90%) ，另有小部分用于强迫卖淫和进一步贩卖。

“由于性别比例失衡、农村高价彩礼等原因，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很多男性长期娶不到老婆，便退而求其次选择花钱买一个以实现传宗接代的目的。”文中表示。

来自河南省的王辛表示，“其舅老爷家住黄河边上，经常决堤，庄稼收成不好，导致那个地方很穷，他的老婆也是买来的，不只是他，整个村子都很普遍。”

而一旦被拐卖人想要逃跑，全村人共同帮助收买人也十分常见。据网友田某自述，其1989年在河北邯郸就亲历过这一幕。“我从长途汽车下车后，突然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向我哭诉求救，说自己被拐骗。我立即带她买票上了长途汽车，就在即将出发时车外来了有二十多人，拿绳子，木棒喊着抓人，那妇女被吓的浑身哆嗦，泪如雨下，跪下请司机开车。但车开出没多久，一辆汽车赶了上来，逼停长途汽车，随后一个男人叫开车门，冲上车将妇女打拉下车，那女人绝望的嘶吼声非常吓人。过程中长途汽车上二十多人，无一人敢声援。”

影片《亲爱的》中，黄渤饰演的父亲终于找到丢失的孩子，想要抱孩子离开时，却遭到了全村村民的围追堵截，这一幕，同样取材于现实。

能够如此嚣张，收买人法律意识淡薄是原因之一。“从目前的大数据和判例来看，这样的立法反而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让人认为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不是犯罪，本次徐州的案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侵害行为长达二十多年，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收买方法律意识淡薄甚至还蹭事件热度为自己谋利，而当地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在此事不被披露情况下对此也很难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启动司法程序。”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侯爱文表示。

受害者：中外女子皆有，身体、精神被摧残

据《我国拐卖妇女犯罪特点及治理策略》文献显示，受害者从14岁到60岁不等，主要集中在14岁至30岁区间段。在健康状况方面，超过四分之一 ( 26. 7%) 的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发育迟滞、精神分裂、抑郁症、癫痫病等。有15. 2%的受害人有多次被贩卖的经历。

受害者能如此轻易被拐骗，与其自身力量悬殊、社会环境、经济条件等原因有关。在《被拐来的“越南新娘”——犯罪学的分析》一文中，邱格屏对“越南新娘”被拐骗入境的方式做了统计，“介绍工作、介绍婚姻、观光旅游等”理由层出不穷。自身的经济和婚姻困局使得受害者往往被拐骗后毫无还手之力。

图源：《被拐来的“越南新娘”——犯罪学的分析》文献

被拐卖妇女不仅在最开始拐卖者被欺骗，还存在更为残酷的偷、抢、抢劫、绑架、药物麻醉等手段，受伤害，而在被拐骗之后则要承受更大的身体和精神创伤。

2010年，青年学者陈业强到云南怒江州福贡县做田野调查时发现，一些怒江傈僳族妇女幻想嫁到东部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出嫁之后就发现，她们的丈夫一般是在本地找不到妻子的“剩男”，要么是家庭条件差，要么是身体有残疾，要么是犯过错误、口碑不好的男人。

不少人会疑惑她们为何不逃跑？因为，这些被拐卖妇女绝大部分知识有限，再加上被拐到的很多山区地区，环境闭塞，尤其是语言不通，很难寻求帮助。

加之，人贩子和收买者还会对被拐妇女进行欺骗、恐吓等精神控制，以及限制行动自由，甚至使用暴力等身体控制。如果反抗，就是像徐州妇女一样遭受非人对待。

除了被拐卖到农村给当地人当“妻子”，还有的女性被强迫卖淫。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份裁判文书显示，2015年7月，出租车司机潘某搭载乘客杨某时，发现其精神有异常，遂将其带到宾馆不顾杨某反抗，强行发生性关系，后将杨某交给自己的弟弟潘某勇后离开，潘某勇再次强行与杨某发生性关系。

随后，潘某勇以1.5万元的价格将杨某拐卖给黄某笔、李某英，两人将杨某带走后强迫其进行卖淫活动。待杨某被解救后，经鉴定，杨某患有癔症，且性防卫能力削弱。

图源：裁判文书网

“拐卖的行为会让女性被剥夺爱情、亲情、健康、希望、提升等等本该属于她的美好。同时也是对女性权益和尊严的彻底践踏，是对女性人生幸福的彻底剥夺，同时这样的家庭也不可能完整，人格会扭曲，孩子们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身心也不可能健康。”侯爱文表示。

据郓城县公安局1988年《关于打击拐卖人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记载，被拐卖女方不从逼婚而被转手倒卖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湖北省红安县一38岁妇女被拐卖到郓城后，半年时间被倒卖8次，每次转卖都抬高价格，由最初的700元抬到1700元。

有媒体报道，对于一些反抗过激的被拐妇女，拐卖者和收买者甚至会故意将她们卖到条件更恶劣的家庭。如此，被拐卖妇女反抗的意志也会越来越消极。

然而，还有一部分本可以逃离的妇女却因为孩子的问题最终放弃离开。

2004年，来自多个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者们组成了“华东五省云南/广西籍被拐卖或拐骗者流入地个案研究”项目组，研究者们面对面访谈了许多位被拐卖的女性。一位被拐女性讲述，曾与丈夫孩子回过一次家乡，很想留在家乡，但丈夫怕其不回去，就把孩子带走，最后因牵挂孩子不得不又回到了收买她的夫家。

对拐卖犯罪零容忍，收买人量刑存争议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中，提出六大措施打击拐卖人口犯罪，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全国妇联等组织共同配合。

据2021年7月13日公安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2609名，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61年；侦破拐卖儿童积案147起，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372名，各地已组织认亲1200余场。

我国对于拐卖犯罪始终是零容忍。“根据法律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奸淫、强迫卖淫、致死、卖往境外等情形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侯爱文律师表示。

除了拐卖者，对于收买者应如何量刑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之一，现行法律对于买卖双方的追责和量刑有所不同。“我国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还有出罪条款，这比拐卖妇女罪量刑低很多，实践中立案率很低，而且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判罚一般都很轻。这样立法的初衷可能是为了尽早解救被拐卖妇女，让购买者没有顾虑尽早归案并揭发拐卖者，以及一些不发达地区有收买妇女的传统等等因素。”侯爱文律师表示。

但随着时代发展，精神文明和人文理念日益增强，以及妇女权益保护的意识提高等等，普遍都认为这样的行为危害性很大，“此外，收买的行为还会伴随强奸、非法拘禁、虐待、伤害等违法行为，这都被因收买的行为进入婚姻状态隐藏起来，时间长了，尽管后果很严重，但很难取证，很难追究行为人数罪并罚的责任，导致罪责刑严重不相适应。随着妇女人身的不可收买的权益保护应该得到重视，量刑应该提高，至少三年至十年量刑比较合适，也符合国际普遍的量刑趋势，这样妇女权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侯爱文律师称。

由于拐卖常常还伴随有强奸、非法拘禁、虐待等行为，也有不少被拐卖妇女因此丧命。《关于打击拐卖人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记载，该县被拐卖的妇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杀。在大人乡徐庄村、王井乡王皮村，两名少女都是在卖身的5天之内自杀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更重要的是，重新考虑对收买妇女行为的客观量刑，能让各职能部门对这一违法犯罪行为提高认识，加大打击力度，也能让广大群众意识到该行为的严重性，不敢轻易越线，还能形成广泛的社会力量，更好地监督这种行为，法治带动综合治理，这样才能尽早解救被拐卖妇女。”侯爱文律师强调。

如果你发现身边有疑似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你可以联系当地妇联组织；如果你自己就是被拐卖的受害者，你可以搜索“宝贝回家”网站寻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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